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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郑和:书纸易毁,碑石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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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8 19:48: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中虽然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却十分简略,总共只有700多字。在该传记中,郑和的形象模糊不清,对其评价也不高。关于他的身世,只写了“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最后说他“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之后“亦老且死”,既看不出他生于何时何地,也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关于下西洋的目的,传记也只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郑和一直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直到50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重新认识郑和航海的价值和意义,也才开始了对郑和的“寻找”。
        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开始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辛亥革命之后,郑和出现在了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中,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被并列为民族英雄。同时,梁启超的文章也激起了一些人研究和“寻找”郑和的兴趣,希望发现更多有关这位曾被埋没了500年的历史伟人的遗存和事迹。
        就这样,作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只在几代人之后就被“遗忘”了。即使偶然有人提起,也不过是作为前朝“恢诡谲怪”的奇闻旧事,流传于街头坊间而已。郑和死后100多年的万历年间,一位叫罗懋登的落第文人根据民间流传的资料和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写了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同时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将唐僧取经故事神魔化一样,《西洋记》也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了。
        1926年秋,中外交通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张星烺到福建泉州考察,在东郊灵山伊斯兰圣墓发现了一块石碑,上书“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46字。这块“郑和行香碑”表明:一、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来泉州拜谒灵山圣墓;二、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第五次出洋的主要目的地是伊斯兰国家,因此前来伊斯兰圣墓行香,以乞求灵圣护佑;三、立碑者蒲和日是宋代泉州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后代,时为泉州镇抚,陪同郑和行香后刻此碑纪念。
        南京静海寺,建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出洋时也要在此祭拜求平安。1936年,郑鹤声在静海寺厨房里发现了一块镶嵌在墙壁上的残碑,内容与郑和航海有关,当时就拓印了一张,后又拍了照片。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一场大火将静海寺几乎烧光,待战后郑鹤声再来寻访时,残碑早已不见了踪迹。《静海寺残碑》拓片共有149字,提到了郑和船队第一、二、三次下西洋的情况,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记载了郑和船队的船只为两千料海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和八橹船。“料”是中国古代用来表示船舶大小的计量单位。两千料海船长约62米,宽约14米,排水量大约为1200吨。这一尺度与1957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出土的长11.7米大型舵杆也是匹配的。因此专家们认为,史料中所说的“郑和宝船”其实就是两千料海船,而《明史》等文献中关于宝船长44丈,宽18丈(130×52米,排水量约20000吨)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即便是两千料海船,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只。
        尽管明清两朝贬低郑和,埋没郑和,使郑和没有得到民族功臣应有的礼遇,但是,在郑和船队当年到过的许多地方,郑和却从来没有被忘记。数百年来,当地人民,尤其是海外华人一直在纪念、颂扬郑和,甚至把郑和当作一位法力无边的神,加以顶礼膜拜。数百年来,各地三宝庙信众云集,香火不断。
        郑和不辱使命,非常圆满地完成了永乐皇帝交办的任务。他几次下西洋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迅速上升,很快就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同时,郑和船队既把中国的商品、技术和文化带到海外,也带回许多域外的奇珍异物,客观上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至于寻找建文帝,既然在海外没有发现其踪迹,明成祖也就可放下心来,安坐天下了。
        袁嘉谷在昆阳查访马哈只碑时,还听说郑和后人家中有其他资料。果然,在离昆阳不远的云南玉溪县,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1936年在主持编修县志时意外发现了郑和家谱——《郑氏世系家谱》,让人将家谱抄本送给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袁嘉谷。袁嘉谷将抄本交给他的学生李士厚考证研究。李鸿祥和李士厚还到玉溪东营访问了郑和后裔郑绍明、郑绍文兄弟,借到了家谱原件。经袁嘉谷、李士厚鉴定,该家谱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经过认真考订,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袁嘉谷为该书作了序和跋。
        这块“马哈只碑”除了证明郑和的籍贯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郑和原名马和,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因碑文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为“哈只”,只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才拥有“哈只”的称号;二是郑和的家庭非富即贵,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因为云南与麦加相距遥远,千山万水阻隔,往返约需一年时间,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大可能前往的;三是郑和父亲在洪武十五年39岁壮年时即去世,而这一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年份,两者之间肯定有密切关系。
                       
        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大明船队七次远航,从中国东南海港起航,经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郑和船队两万多人,大小船只一、二百艘,“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是一幅何等壮观的景象。
        从这块石碑可看出,郑和少小离家,一直怀念着故乡。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之前,特请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已故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立。他本人却因一再奉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直到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郑和才于永乐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到“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这应该是郑和离家后的首次返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故他对这次祭祖之行极为珍视,特意在《墓志铭》碑阴刻下那段文字,明确宣布太监郑和是“马氏第二子”。
        《通番事迹记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两碑都为郑和亲自撰刊,时间都是在第七次出洋前的宣德六年(1431年),内容、语气也基本相同,堪称“姊妹双碑”。只不过《通番事迹记碑》仅存于文献,实物已不存,而《天妃灵应之记碑》虽未载于文献,却找到了实物。那么,郑和为何要一碑两刻,分别立于太仓、长乐两地呢?
        学者们分析,郑和奉命第七次出使时已60岁,预感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远航。永乐皇帝已在6年前去世,而朝中反对下西洋者大有人在,身后之事实难预料。因此,他想以立碑的方式来留下自己一生航海事业的记录,给历史、也给后人一个交代。宣德五年接到出洋诏书后,郑和便于次年春在太仓天妃宫刻立了《通番事迹记碑》,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后,又于年底在长乐天妃宫刻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一碑两刻,分立两地,体现了郑和的良苦用心:一旦一碑被毁,还有一碑。太仓离南京近,石碑易被发现遭损毁,长乐遥远偏僻,石碑能长期保存,而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两碑既立,郑和便安心踏上了西去的航程,两年后为国殉职,客死异邦。
        这两块碑名义上是感恩天妃护佑,实际上是记录七下西洋史实。“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天妃灵应之记碑》甚至可以说就是郑和的自传,碑文通篇以“我”“余”“和”等第一人称表达,采用“自述”的语气书写。有人认为,“马哈只碑”是郑和前半生的自传,而“天妃灵应碑”则是郑和后半生的自传。如果没有“马碑”和“天碑”,后人对郑和的认识将会是一片模糊。
        历史“遗忘”郑和
        在梁启超文章激起的“郑和热潮”中,一批学者开启了“寻找”郑和的百年之旅。早期人们研究郑和,多凭文献资料,而缺乏文物佐证。用纸记载的文字,在传抄中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被篡改,甚至遭恶意销毁。而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却可以相对长久地保存。云南昆阳马哈只碑的发现给了学者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通过寻找碑刻、实物,再与文献相印证,来“还原”郑和。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原本就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们便群起发动舆论攻势,把下西洋说得一无是处。成祖之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让郑和与下洋官兵守备南京(1421年明朝已迁都北京)。1430年,成祖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久不来朝贡为由,再次派三朝元老郑和出使,但这已是“下西洋”的强弩之末了。
        《明史·郑和传》中只说郑和是云南人,但究竟是云南何地却无处可查。受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云南腾冲人、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1910年前后开始在云南各地寻访,希望能找到郑和家乡。经过一番调查和考证后,李根源认为,郑和是云南镇南州(现南华县)人,并于次年在当地立了一块“郑和故里碑”。这块碑现仍在南华县城西门外,但后来证明南华并非郑和故里。
        明朝从建政伊始一直实行“海禁”政策,民间私自造船、出海者一律要被处死。成祖派郑和远航西洋,是整个明代绝无仅有的一次官方活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更严,中国成了一个“远离”海洋的国家。对于一个不需要海洋的国家来说,一个善于航海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也是没有价值的。早在15世纪初就已远航印度洋的中国“自废武功”,放弃海洋。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郑和曾是一位被历史埋没的人物,直到最近100年才被重新“发现”。
        今天,中国正在携手世界各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郑和在沿线国家的巨大影响,仍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位于闽江口的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每次出洋前驻泊候风之地,这里也有一个天妃宫。1930年,一位农民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一块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石碑,县长吴鼎芬将其运回县署保存。但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掩盖。1936年春,新任县长王伯秋在县署档案中看到记载,派人到处寻找,在荒草丛中找到该碑。王伯秋是文化人,知道该碑的史料价值,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给相关学者鉴定研究。后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士武就此碑撰写了考证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共1177字,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现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
        明万历进士严从简写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和去世30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有人向皇帝(明宪宗)说起当年郑和下西洋的事,于是皇帝下诏向兵部索要郑和航海的有关资料。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手下入库查找了三天也没找到。项忠很生气,说库房中的档案怎么会找不到呢?站在一旁的刘大夏便说:“当年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银钱,死了上万军民。虽然弄了一些奇货异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弊政’,我们做大臣的一定要直言劝阻。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要把它们毁掉,以免再生祸根。何必还追究它们在哪里呢!”一番话说得项忠如梦初醒,连连称是。看来,郑和下西洋确实留下了不少档案资料,只不过是被刘大夏等人销毁了。
        郑和七下西洋,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也无论在当时还是于后世,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史书中本应有较多记载,也应存有很多档案史料。然而,《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中有关记载却很少,评价也不高,被保留下来的原始材料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历代素有修史的传统,记录、保存和整理历史事件都是各朝的一件大事。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献史料却如此稀少,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遗憾的。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云南石屏人、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州(现晋宁县)和代村发现了一块与郑和有关的墓碑,遂于1912年亲往踏勘查访。在昆阳月山西坡,果然见到这块题额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为明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内容是为墓主马哈只写的墓志铭。除了记叙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确写到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就是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石碑背面还刻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袁嘉谷经过研究考证,1913年撰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确定昆阳和代村就是郑和的出生地。
        据家谱记载,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过继了兄长马文铭的一个儿子,取名郑赐。郑赐的后代有两支,一支在江苏南京,一支在云南玉溪。这部家谱除了记载郑和家世和后裔情况外,还记载了郑和出使时的船只、人数、所到国家以及永乐、宣德两位皇帝给郑和的敕书等。毫无疑问,郑和家谱是继马哈只墓碑之后关于郑和家世的又一重要发现。

        郑和航海史料在明朝就被毁,在清朝写成的《明史》,只能根据稗官野史或诸如《西洋记》这样的街谈巷语。《明史·郑和传》和《西洋记》中都说郑和下西洋修造了62艘长44丈,宽18丈(130×52米)的大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是这样的长宽比例从造船学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是一个巨大的“长方盒子”,二是即使利用现代技术,也造不出这种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而且可用于实际航海的大木船。《明史·郑和传》最后说“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也说明该传记主要是根据民间资料完成的。虽然“正史”记载语焉不详,所幸的是,当年郑和的随行人员还留下了几份宝贵的个人游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然而,这几部著作更多的是记录船队所到地方及发生事件,对人们认识郑和其人并无太大帮助。
        郑和的出生地和家世是人们“寻找”的一个重点。
        郑和的宦官身份,也是使他倍受贬低和诋毁的原因之一。明朝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廷宦官与外廷大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权力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只得倚靠宦官集团来与之抗衡,所以宦官总是文官大臣的死对头。只要有机会,文官集团总是要打击、贬低宦官集团,并称之为“阉党”。正史中对宦官的评价都很低,郑和自然也不例外。
        郑和下西洋是奉永乐皇帝(明成祖)之命而为。明成祖为何要兴师动众,派郑和多次下洋出海?据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加强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成祖即位之初,便派郑和船队出洋,宣诏赏赐,并“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就是希望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强化大明王朝的地位;二是以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采集海外奇货珍宝。这类舶来品既可充溢国库,也可供宫廷赏玩;三是寻找建文帝。明成祖的皇位是从其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去向不明,始终是成祖的一块心病。所以郑和下西洋的一项“秘密使命”,就是查访建文帝的下落。
        100多年来,正是由于这些“发现”,碑刻与文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郑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才一步步地变得鲜活起来,他七下西洋的丰功伟绩,也才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起来。
        基于这些重要信息,学者们便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和判断:郑(马)和出生于云南昆阳州和代村的一个元朝官宦世家。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征云南,马和之父在抵抗明军的战斗中阵亡(或自杀)。11岁的马和被明军掳获,阉割为太监后送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朱棣的随从。后因功劳卓著,深得燕王信赖,被赐姓“郑”。燕王称帝后,擢拔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并委之以出使西洋的重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世,郑和在墓碑铭文中才有意隐去了其父亲和祖父的真实姓名,而用称号“哈只”代之;只写了其父的生卒年代和岁数,而不提死因。因为郑和当时深得永乐皇帝信任,如果暴露了元朝旧臣的家世背景,将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
        刘大夏等人认为下西洋是“弊政”,也不是没有道理。郑和率庞大的船队出海远航是一项不计成本的“皇帝工程”,永乐皇帝看重的是其政治、外交意义,而非经济收益。经济上,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开读赏赐、厚往薄来,确实都是赔本买卖。而要支持远航,国内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船、备货、组队、迎送、赏赐,无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除了派郑和下西洋外,数年间还做了许多大事:讨伐安南、亲征蒙古、疏浚运河、迁都北京,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倾全国之力和浩繁的开支。为了补充日益空虚的国库,朝廷只能加重税赋徭役,结果是民间不堪重负,怨声载道。而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远航西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反对者们不敢批评皇帝,便将这些账都算在郑和头上。戴上了“铺张靡费”“劳民伤财”“弊政”等罪名,官方史书中自然对郑和的记载少之甚少,评价低之又低了。
        郑和在历史中被“隐去”,其实是一些人有意为之。
        2017年年初,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先生将他毕生对于郑和的研究成果,包括81册图书和3万页研究资料捐赠给云南大学,用以学术研究工作。加文·孟席斯先生曾遍访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并结合他自己环球航行的切身体验,运用航海学、海洋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法,于2002首次提出“七下西洋的大航海家郑和完成了环球航海,是世界上发现美洲、澳洲新大陆第一人”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的高潮。
        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的大本营,郑和多次到当地的天妃宫(即妈祖庙)祭祀祈福,修葺祠庙。宣德六年,郑和等人在第七次出洋前夕,在天妃宫大殿墙壁上镌嵌了一块《通番事迹记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块石碑后来不见了踪迹,也无人知道碑文内容是什么。1935年夏,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郑鹤声查阅四库全书时,发现明代钱谷编著的《吴都文粹续集》中载有《通番事迹记碑》碑文,遂将其公之于世。碑文共826字,记述了七下西洋的情况,各次往返的年代,所至各地的名称,以及前六次下西洋中的重大事件。郑鹤声在对《通番事迹记碑》考订时,发现除了第一、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外,其余各次均与《明史》记载不同。由于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从而纠正了《明史》等文献记载的混乱之处。但遗憾的是,这块很有价值的《通番事迹记碑》只有碑文,未见真碑。
        《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中还记载了郑和曾在满刺加、渤泥、柯枝、古里等海外番国立了八块碑。几百年后,这些碑也不见了踪影。1912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林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加勒清理下水道时,意外发现了一块当年郑和留下的石碑。这块被称为“郑和布施碑”的碑文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内容是赞颂佛祖佛法及布施给当地寺院的钱物清单。碑文开头是“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结尾为“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此碑现完好保存于科伦坡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是郑和当年和平友好访问的见证。
        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梁启超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航海早了六七十年,“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梁启超的主要依据也是《明史》和《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梁启超继承了中国治史传统,对郑和船队所到各国地名进行了逐一考证,并以西文对照,有史有论,激情四溢。当时梁启超眼看中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希望以“海上之巨人”郑和事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在梁启超的诸多著述中,《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算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但却是首次用科学方法研究、并从正面弘扬郑和的文章,从而开启了中国人“寻找”和“发现”郑和的百年航程。因此,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研究和宣传郑和的第一人。
        书纸易毁,碑石难销
        五百年后的“寻找”
        1433年4月,62岁的郑和远航途中在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病逝。海上气候炎热,加上航程万里,不可能将遗体带回中国。部下便将郑和埋葬在当地,只把他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宣宗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今天,郑和的衣冠冢仍在那里。而那支曾经随郑和远航万里的船队驶回江苏太仓刘家港之后,就永远地停泊在了那里,再也没有出海,船只慢慢地在港湾里腐朽、霉烂,最后被淤泥覆盖、淹没……
        在当时的条件下,率领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万里远航,其危险性和困难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船队不可能得到国内的任何帮助,全靠主帅指挥,一切都要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正是郑和的才干、勇气、智慧和经验,才使远航取得了成功,使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称郑和为“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一点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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